辽代监察制度

　　辽朝建立以后，监察制度伴随着专制主义皇权的产生而产生，并服务于专制皇权。表现出既承唐制，又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。监察制度是辽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在辽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监察百官、弹劾犯罪，肃清吏治的作用。
　　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监察政府官员，维护统治秩序，保证国家机器顺利运转而设立的制度。它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，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，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，成熟于隋唐。是巩固皇帝至高无上的皇权，制约官僚权力的自主性扩张，严厉打击官僚腐败的一个不可缺失的制度。
　　辽代监察机构设立于辽太宗时期，经圣宗、兴宗，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监察制度。辽朝在中央设立御史台、殿中司、枢密院中丞司、谏院及门下省通进司，地方设专使，监察百官，肃正朝纲。
　　御史台，辽太宗会同元年（938年）在中央设置，御史大夫为长官，御史中丞为副官，还设有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监察御史，是辽朝中央最高的监察机构。
　　殿中司，长官为殿中、殿中丞。下设尚舍局、尚乘局、尚辇局、尚食局、尚衣局五局，在五局中设殿中侍御史、奉御，二者兼司监察。
　　枢密院中丞司，辽朝在北南朝官中设置契丹北枢密院，下设北、南枢密院中丞司，负责纠察百官。
　　谏院，辽太宗会同二年（939年）设置左右谏院。右谏院隶属中书省，其官员有右谏议大夫、右补阙、右拾遗。左谏院隶属门下省，设左谏议大夫、左补阙、左拾遗。
　　门下省通进司，具有监察职能，下设左通进、右通进。
　　除在中央设置各监察机构外，辽朝还在地方设府州专使，掌纠察地方各级官吏。在上京、南京、中京、东京、西京等五京设按问使，在方州设观察使，同时设立“司”级机构掌纠举之任。
　　辽代监察机构的职能包括对皇权的监察、对朝廷百官的监察、监察官员监理刑狱等方面的内容。《辽史》中记载的关于谏官规谏皇帝的例子有很多，仅举一例。马得臣为圣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兼任谏议大夫、知宣徽院事。当时，辽圣宗击鞠无度，马得臣上书向圣宗劝谏：“臣又闻太宗射豕，唐俭谏之；玄宗臂鹰，韩休言之；二帝莫不乐从。今陛下以球马为乐，愚臣思之，有不宜者三，故不避斧钺言之：窃以君臣同戏，不免分争，君得臣愧，彼负此喜，一不宜。跃马挥杖，纵横驰骛，不顾上下之分，争先取胜，失人臣礼，二不宜。轻万乘之尊，图一时之乐，万一有衔勒之失，其如社稷、太后何？三不宜。傥陛下不以臣言为迂，少赐省览，天下之福，群臣之愿也。”圣宗看完奏折后，感慨良久，接受了马得臣的劝谏，并深深的称赞了他。
　　辽代基本上沿用了唐代“六条问事”的制度。监察官员以此为准则，约束自身的行为，实施对地方官员的监察。
　　辽代监察制度虽大体上承袭唐制，但也有其本民族的特点。首先，监察机构设在南面朝官，监察官员既有契丹人，也有汉人；其次，辽代监察官员大多为兼职，具有一职多兼的特点；第三，辽代监察制度监、谏合一，监察官员的监督权监、刑合一；第四，辽代的监察制度也体现了南、北分监，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的现象；第五，辽代监察机构组织较严密、系统、上下结合，层层监督。
　　辽代监察制度的确立，对于辽代社会的稳固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统治阶级内部对其利益的认同大大加强了监察制度的实施，能够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，维系统治阶层的稳定性；监察制度作为国家权力的调节和平衡器，有利于避免国家政令实施中遇到障碍，剔除不利于统治的因素，使国家在安定的环境下得以发展。监察制度强化了皇权，惩治不法官吏，维护统治秩序，保证下情上达，令行禁止，提高统治效能，并在一定程度上，激浊扬清，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。